区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平安督导

从计划生育到计划家庭，英译本似乎是对计划生育条款的一种美化和润色，毕竟birth planning或birth control对公民个人生育权的侵犯过于明显，而family planning将家庭而非更人作为中心。

有关宪法条文的诉讼案件也为数不少，然而日本最高法院素以保守和司法克制著称，在62年内（1947～2008）仅有八次宣告国会通过的法例违宪[66]。序言最后一段总结了潘查希拉思想即建国五原则［19］463、468、493，该套思想由苏加诺于1945年6月首次提出［18］P179。

虽然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制定于盟军占领时期，它却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当今世界最耐用的宪法之一。一如邻邦中国，西方列强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日本人也像中国人一様开始寻觅足以抵御外敌的富国强兵的良策［1］。四、南北韩的案例在传统上，朝鲜半岛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区域。《1972宪法》也纳入金日成的一些其他思想（有些按照他首次发表的地点命名），如青山里方法、千里马运动及大安工作体系［39］P273－276。在1955年12月，印尼选出了制宪会议以草拟新宪。

印度宪法却被修订了上百次。根据上述三种政治、宪制与相关的法律实践的分类，本文所述的国家及地区的宪制发展道路或宪政史可归纳如下。而且，行政价值的多元性必然会导致不同行政问责制类型之间存在冲突，必然会决定它们不可能统一到一部所谓的问责法典中去。

[4]因此，行政问责制的主要针对对象应该是官僚，应该通过有效的公务员个人问责制将责任切实落实到具体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惩戒与制裁。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不打算详细介绍这两理论及其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影响。我国学者宋涛据此认为由外部媒体、网络或公众推动的问责属于政治问责的范畴。但一段时间之后被问责官员却没有向公众作出合理解释，就悄无声息地复出。

（二）问责具有正义性1、刑事问责。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节能减排就是事故背后的深层原因，笔者只是以此为例指明事件背后可能还存在着其他有待进一步反思的原因而已。

政府不仅迅速决定依法为每位遇难人员提供约96万元赔偿和救助金，而且对受伤、受灾人员将分别按伤残赔偿、政府综合帮扶、爱心帮扶等方面给予赔偿和救助。在议程设定理论看来，事故的再一次发生，是因为没有外部团体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议程设定，没有引导或导致公共行政议程向有利于事故规避的方向转变，由此导致事故在既有的行政议程之下再一次发生。而这，正是本次静安大火给我们提出的难题。社会的就是国家的，是国家的一部分。

正如罗姆泽克所言，选择何种问责制来问责，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即机关任务的本质（技术层面的问责制）、机关领导者所采取的管理战略（管理层面的问责制）和机关活动的制度性内在（制度层面的问责）等三大因素来灵活决定。[22]可以说，问责的法制化已成为法学界的广泛呼声。[19]LILY L. TSAI，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2).[20]罗姆泽克也承认，政治问责是一个更为开放和代表性政府的基础，尽管它看起来在政府项目的管理中会促进偏私乃至腐败。在既定的成效提供价值取向下，由上级党政机关主导的问责，通常会优先于或集中于比较浅显的问题，而不会集中于其他的大众所关注但又没有有效表达出来的、或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关键问题，更难以上升到反思并改进政府管理价值取向与方向的层面上去。

[17]笔者所想强调的是，在建构这一机制时，必须注意其内在限度。[18]关于民主集中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与政党体制的决定性影响，参见赵宬斐：《民主集中制：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

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一）问责具有高效性与全面性所谓高效性，是指政府的问责措施以及负责措施能够迅速到位，不拖延、不推诿、不逃避，迅速回应人民的各种需要：救助、善后以及问责。就此而言，尽管重大事故往往侵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这些人是最为主要的问责主体，问责动机也最为强烈，但基于上级党政部门的主导作用，这些受害人往往无需启动问责就能看到相关责任官员被问责。

[15]Robert Schwartz 、Raanan Sulitzeanu-Kenan，Managerial Values and Accountability Pressures: Challenges of Crisis and Disaster，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4, no. 1, pp. 79–102 2004。换言之，所谓统一的、法制化的问责制，也不过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其意义不在于问责有无效力，而在于为更为全面、深入和高效的问责提供外在的、理性的、长久的动力与支持。此外，有效的公共参与还可以缓解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问责压力。而且，由于官僚制对上负责的特点，行政机关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所既定的政府议题并向这方面倾斜政府执法资源。然而，姑且不论西方战后公务员管理体制宪法化以来公务员管理体制的低效化与无力化是否适应问责公务员的需要，[25]单说这种法治化的主张就并不符合我国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及其背后的宪政体制。

在这样一种问责机制下，一旦上级党政机关完成事后问责，下级机关又一次处于缺乏外在监督的状态，下一次事故又可能因为下级机关缺乏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而发生，然后上级党政机关不得不再一次启动事后问责。安全与适应性价值，即适应性价值。

那么，这种党政主导型问责制能否确保这样目的的实现呢？在我看来，当前这种上级党政机关主导问责的模式，可能会因为过于依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这两大法则而忽视并缺乏外部渠道的持久、有力的督促，进而影响问责的深入性和长效性。[28]3、行政责任的多样性决定了问责机制的多样性，决定了问责制建构的多维性，也决定了问责制之分散性。

其中静安交委主任高伟忠，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两罪并罚判处17年刑罚。[5]而作为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的那两个民工，一人缓刑一人免于刑事处罚。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行政问责制建构的其他问题，尤其是行政价值多元性所决定的行政问责制的类型化建构问题。换言之，有的时候政府在某些方面执法不足，是因为它认为其它方面更需要加强执法，或是认为这方面加强执法会导致其它行政目标的受损。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周军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高志宏：《困境与根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考察》，《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0期。

【摘要】静安大火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建构有效的问责制来督促政府责任行政以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的难题。参见胡智强：《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学海》2011年第2期。

See 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87(3)。【注释】[1]Patricia W. Ingraham ,Barbara romuzek, New paradigms for government:Issues for the Changing Public Service,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Inc Pub.1994. 263。

由此可见，重大事故除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原因外，往往和这种成效提供取向的行政管理模式有关。房屋赔偿问题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偿的原则进行，确保其公平性。

1、政府迅速动员起来全面承担善后责任一是补救。[6] 因此，对他们的问责总体上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参见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87(3)。进言之，问责的要义是督促和确保政府将来去做什么，而不仅仅是在做了什么之后如何追责。

[3]这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制度层面上是由各种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但实际上是由具体的官僚所行使的。其次，这些原则决定了政府体制的统一性，进而决定了政府在面对灾难实施问责时的高效性与全面性。

静安区建交委综合管理科科长周建民与静安区建交委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权则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处以13年6个月的刑罚。陈国权：《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就此而言，问责制不仅包括了对被问责者的惩戒，还包括着如何使被问责者去实现问责者寄予他们的期待。根据判决，此次共有近20个政府公务员或国有企业中的具有公务员色彩的国家工作人员（如上海市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被施加刑事责任。